你知道嗎？台灣第一個英語教學招生廣告，出現在日本統治時期。有趣的是，當時第一批接受英語教育的菁英份子也跟現今多數台灣人一樣，苦惱於「會讀會寫，但不敢說」。
仔細探究，台灣這塊土地上的雙語政策並非橫空出世，早在2018年底行政院宣布「2030雙語國家」政策的一百年前，民間就已悄悄推動。
日治時期，台灣第一則英語教學廣告問世
現今日本萬元鈔票上印著的頭像是大名鼎鼎的福澤諭吉。雖然新天皇繼位後打算讓福澤諭吉「引退」在2024年新鈔採用新頭像，但就算屆時紙鈔換了人，他仍然是日本家喻戶曉人物，不僅創辦日本慶應義塾大學，也是推動日本現代化運動的關鍵人物，更打開日本人學習英語的熱忱。
日本從17世紀採取鎖國政策後，將近兩百多年時光裡，只學荷蘭話、只和荷蘭人接觸，渾然不覺外頭國際局勢早已翻天覆地。直到19世紀中期，原本只會荷蘭文的福澤諭吉造訪當時外商群聚的橫濱，看到英、美國家興起，英語成為世界通行語言，他才決定從頭開始讓自己成為一位精通英語的學者，並帶動當時日本社會學英語的風氣。而當時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，也受到這股「學英文」的潮流影響。
台灣知名歷史作家陳柔縉在著作《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指出，1901年初，台灣報紙刊登了台北大稻埕「稻江義塾」招生廣告，在其強調教授的三個科目中，其中一科就是英語科，算是台灣第一個可考據的實體學校英語教學廣告。
百年前的菁英人士，也害怕開口說英語
不過，在當時多數台灣人眼中「主流外語」還是日語，英語則是專屬上流菁英人士。因為台灣人要進入中學校就讀並不容易，多半只有日本人或台灣菁英人士才能擠入窄門，因此雖然在正規體制內「中學校」每週有平均7到9小時的英語課，但多數台灣人通常沒管道學英文。
對日本而言，台灣具有「南進政策基地」的戰略地位，因此當時並未「獨尊」英語，也於商業學校教荷蘭語、馬來語等其他語言，迎合商業貿易與東南亞經濟拓展。換句話說，即便是台灣菁英人士在學校內也未必能完整專注地學英語，幾乎得走「自修、聘請外籍家教」的「客製化」路線，遑論其他台灣一般民眾，「學英語」無疑是窄門中的窄門。
《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裡提到，前副總統謝東閔17歲時曾從台灣親赴上海外籍人士家裡應徵清潔工，以便練習英語。但由於英語口說不佳只好以寫代說，打算用英文信件跳過「開口」。
只是信寫好了卻派不上用場，因為當他在外籍人士家門外徘徊時，主人見狀竟然直接與他對話；但經過一番詞不達意的交談後，主人仍然聽不懂他口音極重的英文，這場「開口說英語」仍以失敗告終。
反映到目前台灣「會讀會寫，但不敢說」的現象，這似乎是一種百年來的繼承與牢籠。
百年後的台灣，英語學習資源百花爭鳴
這段歷史也告訴我們，一個語言之所以成為世界通用語言並非偶然，總與國際局勢變化息息相關；同樣，對國際變化特別敏銳的人士，儘管在體制內學習英語不易，卻依舊想盡辦法透過各種管道取得學習資源，滿足英語的重要性。 慶幸的是，在超過一百年的時光裡，「英語」這塊菁英教育的神主牌，早已從遙不可及逐漸成為多數人都能擁有的教育權利，正如現今都市街頭一間間隨處可見的美語補習班，或是更進一步在網路上的線上英語真人教學平台；從「菁英專屬」走向「人人皆有」，這才是台灣這段百年歷史最重要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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